一是跨区服务税源争抢现象。营改增后，以项目预缴+法人汇算模式缴纳流转税，取消同一地级市外出经营许可证办理，一些地方政府为留住税源，设置市场壁垒；

二是外区预缴税率相对偏高。行业销项税率从11%降至9%，但预征率仍为2%，企业名义税负下降，税金支出没有显著变化；

三是利息支出进项税无法抵扣。此举不符合增值税税制原理，也增大了企业税金支出压力，2019年行业上市公司净利率仅2.7%，财务费用对利润影响占0.5%-1.5%；

四是“走出去”面临税收风险。税收协定约定不够全面，在部分国家享受税收优惠，在国内需补交税款。一些国家税制变动频繁，涉税争议时有发生。

一是优化建筑业外区预缴制度。恢复同一地级市内建筑项目增值税就地预缴政策，减少税源抢夺，支持建筑企业跨地区集团化经营。将项目所在地预征率降低至0.5%-1%，减轻因预缴税金超出项目实际税负带来的资金支出压力。

二是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以部分行业为试点，允许抵扣利息费用进项税，建立完整的增值税抵扣链条，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激发企业参与新基建等长周期项目的投资建设热情，拉动行业整体复苏。

三是加大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政策力度。在湖北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地区，将既有社保费、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等税费减免征优惠延长至2020年全年。对重点防疫企业在停工停产期间发生的固定成本、防疫支出准予加计扣除。

四是加大对建筑企业“走出去”的税收扶持。扩大我国税收饶让政策范围，减轻建筑企业境外投资税收负担。健全国际税收争议解决机制，从国家层面推动成立跨境税收争议解决委员会或“一带一路”税收争议处理中心。

“湖北能否在疫后尽快实现‘脱胎换骨’‘凤凰涅槃’，既直接影响长江经济带整体发展质量，也影响党中央战略布局。”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建筑业协会工程项目管理与建造师分会会长陈华元提交关于支持湖北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发挥更大牵引作用的建议。

一是加大中央综合支持力度，助力经济尽快复苏。加大对湖北的财税金融、专项基金、重大项目建设、税收留成、税收优惠、金融服务等方面的支持，鼓励和推动长江经济带区域内重点城市参照疫情期间“一省帮一市”的方式，以互利共赢的合作带动湖北疫后经济发展。

二是设立武汉经济特区，发挥核心引领作用。参照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经验，设立武汉经济特区，打造新时代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在土地流转、金融、税收、港口保税、投资、人才引进、科技、通关便利等顶层设计上给予更多优惠政策支持和先行先试的改革探索机会，让长江沿线的“龙腰”武汉与“龙头”浦东形成呼应。

三是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发挥创新辐射效应。加大对湖北“万企万亿技改工程”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深入实施产业培育工程，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等。

四是加快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发挥黄金枢纽功能。加快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建设，加大武汉天河机场枢纽、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支线运输和通航服务网络建设的支持力度。完善以武汉为中心的“米”字型高铁网，加快武汉至南昌高铁、武汉至贵阳高铁等项目建设。加大湖北城际高铁、轨道交通、跨江特大桥、高速公路、城乡道路建设的支持力度。

五是大力推进绿色生态环境建设，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加大湖北水利设施建设投入，优先支持和审批涉及长江大保护项目，破解“化工围江”难题。设立长江绿色发展投资基金，建设高标准长江生态廊道。支持央企参与重大生态工程的建设，有序组织金融、设计、建设、运营等全产业链主体单位通力合作，建设一批跨区域生态治理工程、循环经济产业园。

一是加快推进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建立长效机制。以美丽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程为切入点，强化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厂网项目及配套设施建设，建立完善的污水处理系统。确保设施建成一个，运行一个，见效一个。

二是拓宽农村污水处理资金来源渠道，完善资金保障体系。逐步推广农村供排水一体化建设，将农村自来水供应与污水处理相结合，以清洁的水供应保障达标的水排放，缓解地下水污染导致的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将污水收集管网运维管理收费纳入污水处理费范畴，补偿农村大量分散式污水收集输送管网运行维护成本，提高农村整体污水收集率；同时倡导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农业、民宿文旅相结合的产业补偿模式，形成产业间良性互动。

三是提高农村污水处理智慧运维程度，降低全生命周期建设运维成本。全面引入移动物联网技术，通过智慧运维降低农村污水处理对专业人员的需求，提高污水处理设施的使用效率，实现管理过程流程化、运行情况可视化、故障分析智能化。

四是因地制宜制定农村污水处理排放标准，推广中水回用。统筹地区条件、分类确定农村污水处理排放控制指标和排放限值，避免“一刀切”。同时引入循环经济理念，推广中水灌溉回用，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